摘要：他作《豫说戒约》，为其弟子严申佛院规约，如山门礼仪、佛灯钟鼓、守塔祀典，以及佛门修行的种种清规戒律。 ...
中国哲学里有个重要范畴叫玄，道家用它用得比较多。
于受排斥后也不怨天尤人，甘心潦倒穷困，有"清"的骨气。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观物外篇》第一）。
但是这"二生三"与"一生二"两步，也有着根本相同之处，那就是它们所涉及的，都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只不过一为综合一为分析，一个是合二而一、一个是一分为二而已。和与正反一样，也还是相对的，也不过是旅途中的一站，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固执此和，和便与正、反一样，成为边见偏识。佛教也有三种智慧说，尽管不是从庄子那儿贩来的，却与庄子的见解异曲同工。尽管采用的是否定形式。现实中，绝待只在相待里才存在，无限需通过有限而实现。
第三重对上列二者又来一个否定，认为第一重的若有若空（二边之偏），固属世谛。现在孟子誉之为清，显然是采取了后者即正面的肯定的评价。照此解释，八条目的起点就确定在格物一节了。
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王守仁曰：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那种通过传世文献的文句和文义的分析比较来证明朱熹论断的做法，充其量也还是推测，实在坐实不得。
由此，大学之道的三纲领和八条目构成以止于至善为最高目标、以明明德和亲民为上达至善而下统八条目的中间环节、以八条目为具体成德进路的结构。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69]又曰：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不过他仅因《大学》引《秦誓》就排除与秦敌对的六国之儒或西汉之儒为其作者，从而将其成篇时代锁定在秦朝十余年间，则恐怕未必。条件具备者可以在治国、平天下的领域中实现明明德、亲民乃至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一般人则在由齐家所涵盖的政治以外的领域中同样可以实现明明德、亲民乃至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7]成王所谓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18]乃至孔子所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9]等等。
得寿则与体质存在着密切关系。[60] 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第6页。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
[4] 《尚书·虞书·舜典》，《十三经注疏》，第125-126页。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
因此，世俗或经验世界中的德福相悖现象不应影响人们的道德信念的确立。即是说，通过修身，是有可能参与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事务之中并建功立业的。
[81] 《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6页。晚清陈澧认为，《大学》与《礼记·学记》均论大学之道，文本内容有相近之处，当为相互发明之作。迨及北宋中期司马光《中庸大学广义》出，《大学》始离《礼记》而单行。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修身成德不能最大限度地成为其成员共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那么形形色色非道德或反道德的观念和行为便会公行于世，并像瘟疫一般蔓延于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之中，人际关系将充斥着隔膜或紧张。[70]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45页。但是，由于《大学》中不仅引有孔子之言，而且引有曾子所论，因此，所谓孔氏之遗书就不当坐实为孔子本人著述，而只能理解为孔门之遗书，这样，二程对于《大学》作者的判断就只是一种泛论了。
[58]《大学》关于内圣外王之道的阐述，集中见于其经一章。平心而论，朱熹以格物为起点的格物致知说比王守仁以良知包揽内外的致知说更能圆满解释八条目的成德进路，也更符合《大学》的本义。
所谓补其阙略，则是在传之第五章下，以按语形式补入一段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种知而不行或伪知伪行的情况，非但不可能使主体真正转变气质、提升境界从而成己成人，特别就后一种情况来说，最终还可能害人害己，并且破坏道德的社会公信度，瓦解公众的道德信心。
[3] 本文在此不分今文、古文地引述《尚书》以及孔传孔序，乃是根据近年来李零、王世舜、杨善群、杨朝明、刘建国、刘义峰、张岩、离扬等学者关于《古文尚书》不伪的论证。因此，若按《隋书·经籍志》记载，《大学》应该成篇于公元前140年以前。
[64] 见《礼记·大学》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第1673页。因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说到底，就是一个自我身心工夫。[57] 本文以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的文本排序为依据，这主要是由于朱熹本的层次比《礼记》本更加清晰，便于引述，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专从朱熹对《大学》的诠释。下引曾子之言见该册第471页。
而所谓用之惟精的一事，则不过工夫而已。在《大学》思想影响的普及和深入方面，朱、王之争非但没有产生消极作用，反而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但就朱、王各自的思想体系而言，则二者对《大学》隐义的发挥又都有所贡献（见《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第183-184页）。正是通过终生不辍的自我身心工夫，道德主体不仅对于内在的天赋德性获具日益明晰的道德觉知，并逐渐养成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而且不断发生睟面盎背的体貌转化，并不断提升四体不言而喻的道德行为。
--------------------------------------------------------------------------------注释：[1] 参见拙文《〈中庸〉新诠》，载《齐鲁学刊》2007年第4期。事物不正，则心意不得其诚正矣。
[36]朱熹也注曰：引此以明上文之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孔颖达疏曰：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6] 《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十三经注疏》，第161页。
即是说，从本、始、先的工夫入手，便可能实现成德进路。[33]关于第二点，当今学者梁涛依据郭店楚简作出了与冯氏不同的论述。
[42]皮锡瑞《经学通论》则引述陈寿祺考辨而力驳小戴删大戴以及马融补小戴之说，并标举陈氏根据魏张揖《上广雅表》所言而提出的百三十一篇之记，第之者刘向，得之者献王，而辑之者盖叔孙通的新论。[13] 《尚书·虞书·皋陶谟》，《十三经注疏》，第138页。
[10] 《尚书·周书·洛诰》，《十三经注疏》，第215页。[79] 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第11页。
